大家好，关于阳城戏曲之乡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戏曲之乡有哪几个省的知识点，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，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，还望关注下本站哦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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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山西被称为‘戏曲之乡’,谁能我简单介绍一下
1、山西的戏曲剧种繁多，全国三百多个剧种，山西就有五十四个，占到六分之一。在五十四个剧种中，中路梆子通过博采众长，再加地理、历史等原因，逐渐发展为山西的 *** 戏曲，所以人们又称中路梆子为“山西梆子"或"晋剧".
2、山西，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，堪称“戏曲摇篮”。早在汉代，山西大地就出现了戏曲萌芽。到了北宋年间，山西各地到处活跃着诸如滑稽戏、影戏、歌舞戏、百戏、技艺戏等多种土戏，这些土戏当时已是中国戏曲的雏形。后经泽州（今晋城）说唱艺人孔三传把单宫调改为诸宫调，就把山西（实际也是全国）的戏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到了元代，戏曲艺术日趋鼎盛，而山西，不仅“名伶辈出”，同时还成了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。仅以元代戏台而论，目前全国所发现的元代戏台，基本上都在山西（晋南）。如临汾魏村牛王庙至元二十年建的“乐亭”，临汾东关村至元五年建的戏台，翼城武池村乔泽庙至元九年建的乐楼等等。据《录 *** 簿》等典籍记载，山西的北杂剧早期作家有狄君厚（平阳）、孔文卿（平阳）、赵公辅（平阳）、于伯渊（平阳）、石君宝（平阳）、李潜夫（新绛）、乔梦符（太原）、吴昌龄（大同）、白仁甫（河曲）、郑 *** （襄陵）等十多人。据《元史类编》载，伟大的元代剧作家关汉卿也是山西（解州）人。《元史太宗纪》、《山西通志》、《蒲州府志》还记载说在当时的晋南，村村有庙，有庙又必有戏台。象稷山南阳村里有九座戏台，蒲县东岳庙的三座成品字形戏台至今犹在。在元延佑六年的《重修照应王庙之碑》上，记述着当时群众在广胜寺观戏的情景：“每当三月中旬八日，居民以令节为期……相与娱乐数日，极其厌，而后顾瞻恋恋，犹忘归也。此则习以为常。”由此可见元代山西戏曲艺术是极其发达的。
3、到了明代，山西蒲州、陕西同州、河南陕州一带的民间艺人，又大胆地把北杂剧唱腔进行 *** ，特别是处于换板式样的需要而加入一付枣木梆子，这样就在山西境内出现了“蒲州梆子”戏。后由蒲州梆子分别与晋中、晋北、晋东南等地的土戏及风俗人情相结合，就又逐步形成中路梆子、北路梆子、上 *** 梆子。这就是山西“四大梆子”的来历。清康熙四十二年，康熙皇帝西巡至洪洞，曾观看过梆子戏。五年后，名著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，在《平阳竹枝词》中生动地描述了梆子戏（群众也称“乱弹”）所达到的艺术高度：乱弹曾博翠花看，不到歌筵翠花看。更爱葵娃行小步，（俞毛）觎一片是邯郸。秦声秦态最 *** ，屈九 *** 供奉知。莫惜春灯连夜照，相逢怕到落花时。
4、山西的戏曲剧种繁多，全国三百多个剧种，山西就有五十四个，占到六分之一。在五十四个剧种中，中路梆子通过博采众长，再加地理、历史等原因，逐渐发展为山西的 *** 戏曲，所以人们又称中路梆子为“山西梆子"或"晋剧".
5、晋剧唱腔优美，板式丰富，音域开阔。还有它许多独到的演技，也都是其他剧种所少见的。正因为此，晋剧在近几年声誉日高。
6、晋剧艺术，代代相传，人才济济，早期的晋剧优伶，风靡遐迩，解放后，经过晋剧大艺术家丁果仙以及牛桂英、程玉英等一代名流的努力，把晋剧艺术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。近些年，晋剧艺术更臻完美，一批又一批晋剧新秀脱颖而出。比如王爱爱，她的唱腔技艺是大大突破前人，现在已被专家们肯定为‘爱爱腔“。王爱爱不仅唱功笃厚，而且善于利用音调的回环宕迭，抑扬顿挫，准确地把握人物 *** 格。
7、与此同时，在表演上使晋剧艺术别开生面的，要数田桂兰了。她的表演，乐则足以使人开怀，悲则定能催人泪下，她超群的舞姿，绰约利落，静则如水上青莲，动则 *** ，一付水袖，万般深情，浑身是戏，得心应手。因此，她于一九八六年在北京荣获全国第四届《戏剧报》梅花奖，为晋剧艺术在全国范围内，再次增加光彩。
8、晋剧，又称中路梆子，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，也是山西省境内主要的、有 *** *** 的剧种。晋剧，主要流行于
9、山西中部地区。现在，这个剧种的扩散面、流传面已到山西北部、 *** 自治区境内、陕西北部、河北西部及
10、甘肃省的部分地区。中路梆子因活动范围广泛，又被称为上西梆子。这个剧种，约有近二百年的历史，它以晋
11、中一带的秧歌为主，并直接受蒲剧的影响，吸收蒲剧的音乐旋律，逐渐演变而成。
12、晋剧，盛行于清代咸丰年间，过去，这个剧种的演员多系蒲州人，即便不是蒲州籍的，演戏也得说“蒲白”。
13、后来，逐渐根据晋中地区广大人民的喜好，吸收了当地各种艺术的长处，经过许多戏曲艺人的丰富和发展，才
14、清代末年，一些享有盛名的演出班社，曾先后多次赴京、津、内蒙等地活动，在演出程式上又受到京、昆等
15、剧种的影响，曾经涌现出了不少名艺人。近百年来，晋剧前辈艺人“三盏灯”、“万人迷”、“毛毛旦”、“
16、三儿生”、“说书红”、“狮子黑”等，在唱腔和做派上，都有新的创造。后来，丁果仙、牛桂英、程玉英、
17、郭凤英、冀美莲等人，又在唱腔、道白做派等方面，有了很大改进，使中路梆子的唱腔、表演越发具备了梆子
18、 ***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不少艺人参加中路梆子这种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斗争。晋绥地区的大部分剧社都是
19、唱中路梆子的。如七月剧社、吕梁剧社、雁门剧社等。七月剧社，曾随 *** 到西安、成都、甘肃天水等地进
20、新中国成立后，晋剧坚持为工农兵服务，坚持推陈出新，使晋剧艺术不断发展、不断繁荣。现在，活跃在山
21、西戏剧舞台上的晋剧演出团体已有数十个，晋剧的传统剧目有：《打金枝》、《蝴蝶杯》、《明公断》、《凤
22、仪亭》、《回龙阁》等四百个以上。如今，活跃在晋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有王爱爱、马玉楼、田桂兰、郭彩萍
23、蒲剧，也叫蒲州梆子，起源于今日山西南部的蒲州。也有人称之为“南路梆子”，是山西四大地方剧种之一。
24、更是山西晋南地区的主要剧种。蒲剧的源流，目前尚未发现确切的文字记载，据传说与陕西的同州梆子同源于“挠
25、挠戏”。但是有一点，蒲剧的历史是悠久的。在晋南地区，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中国古代戏剧活动的遗迹，尤其是
26、金、元时代的舞台及演出戏剧的壁画艺术，都说明了晋南地区在元代以前，戏剧演出就已经很兴盛了。
27、蒲剧与晋剧、北路梆子、上 *** 梆子，可以说是同根异枝，后面的三种剧种，都曾受到过蒲剧的影响，有些，则是
28、在蒲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蒲剧的特点是善于表现慷慨激昂、悲壮凄楚的英雄史剧。近百年来，蒲剧舞台上有杨
29、老六、孙广盛、王存才、景留根、曹福海等著名演员出现。后来，又有阎逢春、杨虎山、筱月来、张庆奎、王秀兰
30、等著名演员在蒲剧舞台上享有盛名，使蒲剧在晋、豫、陕、甘、宁等部分地区，甚为流行。在演唱与演奏风格上，吸
31、收了秦腔的不少优长，使蒲剧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。
32、如今，蒲剧除去著名的老演员以外，新秀不断涌现，任跟心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*** ，被授予表演艺术家的称号
33、。《窦娥冤》已被拍成 *** 戏曲片。
34、北路梆子，又名“上路戏”，山西著名剧种之一。它的活动地区，在山西北部南起十岭关、北至雁门关的忻州、
35、代州一带，后来，又流传于张家口、包头、呼和浩特等地。北路梆子，据传是由蒲剧发展演变而来的。北路梆子的
36、演员，过去都系蒲州人，道白也说“蒲白”，即使本地人招收“娃娃班”，也请蒲州老师教戏。直到现在，北路梆
37、子老艺人中还有“北路梆子学在蒲州、红火在崞县、忻县、东西两口”的说法。
38、北路梆子的形成虽和蒲剧关系密切，但北路梆子的剧目内容、表演手法、音乐旋律与蒲剧却大不相同。北路梆子
39、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，它形成了一种高亢激越的腔调，表演中强悍有力，而且音乐节奏慷慨，表现了晋西北人民的
40、 *** 格特征。 *** 战争期间，北路梆子因受日本侵略军的摧残而中断，在北路梆子历史上，形成了一段特殊的空白。
41、许多北路梆子艺人 *** 转业或被残害。名艺人十三旦等，全家在当时的崞县被杀害。名艺人贾桂林隐姓埋名做了家
42、庭妇女，九岁红高玉贵赶了大车，也有一些艺人改唱了中路梆子，使北路梆子濒于灭顶的危险境地。
43、一九五四年，在山西省之一届戏曲会演时， *** 和 *** 才方请脱离舞台生活 *** 之久的名艺人“小电灯”贾桂林
44、，名艺人“九岁红”高玉贵重返舞台，重新组织了北路梆子剧团，使北路梆子在中断了十余年后得以 *** ，获得了
45、新的生命。如今，在晋西北一带，北路梆子作为主要剧种流传，发展，成为这一带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种扎根于
46、这里的城乡。北路梆子《金水桥》已拍成彩 *** 戏曲片。
47、上 *** 梆子，因发源于“上 *** 郡”而得名。这个梆子戏，是晋东南地区的主要剧种。当地人称上 *** 梆子为“大戏”
48、，而把上 *** 落子称为“小戏”。也有人把上 *** 梆子称为“东路戏”或“上 *** 宫调”。
49、相传，上 *** 梆子最早的一个戏班叫“鸣凤班”。据说，在明朝末年，阳城县有一个女子叫“凤仙”，自幼喜爱
50、戏曲。这个女子出嫁时，嫁给了晋城的姓史的，与姓史的叫翱鸣的共同成立了戏班，取两人名字各一个叫为“鸣凤
51、班”。清代道光年间，上 *** 地区的大戏班逐渐增多，这些班社的发展比较快，而且逐渐形成一种上 *** 梆子特有的风
52、格、旋律，并培养出了一些知名的演员。清代咸丰、同治年间，成为上 *** 梆子的极盛时期。后来，逐渐有些名艺人
53、出现。其中，段二淼、郭金顺、金疙瘩是这个剧种在这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 *** 人物。
54、上 *** 地区，由于地理、交通条件的 *** ，长期以来，只流传于山西东南部的十几个县境内。由于这个剧种活动地
55、域的局限 *** ，就形成了它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。
56、上 *** 梆子具有粗犷、健康的艺术特色。台步、身段都有淳朴古老的特点，唱腔、音乐高亢、委婉、活泼，曲牌丰
57、富，每种唱腔各有各的乐器和上演剧目。
58、太谷秧歌剧,也称为祁太秧歌,起源于太谷的民间小戏,流行于晋中地区及太原附近的清徐县、交城县、文水县等
59、地。秧歌，应是 *** 秧季节的歌，在这里，应解为农村伴随农事活动在民间传唱的民间小调。当时，有“闹秧歌”之
60、说，后来，把舞蹈、说唱、表演、道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“秧歌剧”，人们称之为“地秧歌”、“过街秧歌”。
61、这种小戏在民间流传越来越广，成为“秧歌剧”，成为当地群众逢年过节的文艺活动形式之一，而且向着小戏的
62、戏剧化方向发展，有了简单的情节。在清代光绪年间，太谷秧歌走上了舞台，当时演出的《翠屏山》、《吃瓜》、
63、《杀嫂》、《当板箱》、《卖绒花》、《卖元宵》等，都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剧目。当时的戏班，以“风搅雪”
*** 、班、“锦梨园”班最为著名。 *** 战争期间，晋西北 *** 根据地的剧社，开始用太谷秧歌的曲调编演剧目。
65、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使这一戏剧之花得到新生，当时的榆次专员公署曾经组织太谷、祁县、运城、文水的老艺人
66、建立了“祁太秧歌研改社”，改编、演出了一批传统的剧目。一九五五年，晋中地区集中老艺人成立了秧歌剧团，十
67、五年之后，太谷县又成立了“太谷秧歌剧团”，使这一剧种有了新的活力。
68、流行在山西东南的 *** 县境内，是这个颇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。 *** 小花戏，起源于正月十五“闹红火”中
69、的“文社火”。“文社火”中的两个小男孩，装扮成剧中人物穿上衣衫裤，跟在社火后面扭、唱，由此开始了小花
70、戏的雏形。后来，逐渐发展成为《观灯》、《铲菜》等边歌边舞的地方小戏。一 *** 一年以后，又出现了有各种角
71、一九三七年后， *** 县作为我方根据地，当时借着这一种文艺形式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 *** ，对 *** 小花戏进
72、行了利用、改造、提高。 *** 县的各级 *** 都以“小花戏”的名字成为一种固定的文艺活动形式。后来，像《小放
73、牛》、《上冬学》、《回娘家》、《四季忙》等剧目，成为教育人民，鼓舞士气，打击敌人的有力 *** 。 *** 将军
74、牺牲后，辽县更名为“ *** ”县，小花戏在老解放区就更有了生命力，直到今日。
75、是流传在山西南部黄河岸边的万荣县境内的一种民间舞蹈艺术。同时，万荣花鼓也在晋南地区的河津、浮山、稷
76、山、翼城、闻喜等境流传。由于涉及地区广，被人们称为晋南花鼓。
77、相传，“万荣花鼓”的祖籍在安徽凤阳。凤阳人于明朝初年外出逃荒卖艺，才把“花鼓”传入万荣。在万荣，经
78、过当地劳动人民的加工改造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并搬上了舞台。
79、“万荣花鼓”的打鼓动作淳朴、健美，感情豪放。“花鼓”中，鼓的表演分成高鼓（胸鼓）、低鼓（腰鼓）、多
80、鼓（一人身上带六只或七只鼓，一边舞蹈一边上下击鼓），花鼓的伴奏乐器，只用大锣、铜钹等打击乐器，鼓点主
81、要有“一点油”、“紧三锤”、“四锤”、“流水”等几十种。
82、“万荣花鼓”的敲鼓动作灵活多变，大动作中又有许多小动作。比如小点头、勾捶、拐捶等，紧打紧收。而且，花
83、鼓动作与队形不断变化，多用“枣心”、“白菜卷心”、“龙摆尾”、“连环套”等，原地跳时，多用“吸腿单跳
84、“万荣花鼓”曾两次到北京参加全 *** 间艺术调演，受到 *** 、 *** 、 *** 等 *** 的亲切接见与好评。
85、“二人台”，产生并流行于山西北部河曲县、 *** 西部地区，是一种活泼、欢快、表演形式简便易行的地方戏
86、曲。二人台，在大同市、雁北地区颇为流行，在华北地区也很有影响。
87、二人台兴起于清朝末年，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。由于二人台植根于当地人民群众的丰厚土壤之中，所以，它的
88、内容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情趣。
*** 、二人台音乐旋律高亢粗犷，曲调起伏跌宕，音调相声主实、自然、活泼、动听，乡土气息浓郁，很受当地群众和
90、省内各界人士的喜爱。二人台的伴奏乐器，以横笛、四胡、扬琴、四块瓦为主，在这几件乐器配音后，就形成了很有
91、二人台的优秀传统剧目有《走西口》、《打樱桃》、《挑菜》、《卖碗》等。二人台剧种虽老，但却充满了青春
*** 、的活力，近年来，二人台已在山西北部与中部地区风靡一时。
93、晋南迷胡，也名“曲子”，“清曲”。流行于临猗县、运城市、永济县、万荣县等二十余县。
94、迷胡戏，相传是晋南民间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。也有传说是清代从陕西传人，受到蒲州梆子的影响，又吸收当地
95、民歌，由地摊子说唱艺术逐渐发展起来的。
96、历史上的迷胡戏，曾经在清代道光年间演出过《卖布》、《刘秀走南洋》、《拾万金》、《三进土》、《古城会
97、清代光绪年间，赵连城等民间艺人组织职业班社，吸收了蒲州梆子的帽翅、水袖、手帕技巧和间板、滚白、流水
98、等板式，取长补短，出现了一批艺人，甚至“敢于和蒲州梆子抗衡”。
99、 *** 战争中，开始出现了反映现代生活的节目《查路条》。而且民众剧团演出了《夫妻识字》、《大家喜欢》等
100、剧目，为以后迷胡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101、一九四九年以后，临猗县、晋南地区的迷胡专业剧团成立，培养出了程根虎、卫本善等一大批演员，演出了一大
102、晋南迷胡戏的唱腔属曲牌体，素有七十二大调和三十六小调之说。历年搜集整理大小调二百多个， *** *** 的大调
103、有《金钱》，小调有《岗调》。在表现沉痛、悲哀的感情时用《西京》、《哭纱窗》等。表现活泼、欢快气氛时用
104、《割韭菜》、《剪花调》等。表现快乐、升平景象时用《十里墩》、《戏秋千》等。表现急躁、紧张情绪时多用《
105、紧述》等。表现说理、规劝时多用《琵琶调》、《勾调》等。描写景色时多用《四平》、《一串铃》等。
106、迷胡戏伴奏乐器，文场以板胡、三弦、二胡、笛子为主。琵琶、扬琴、柳琴、阮及唢呐、海笛、闷子、横箫等辅
107、之。五十年代以后，加了提琴等西洋乐器，打击乐器已发展到十多种，有板鼓、字板、梆子、碰铃、大小云锣、堂鼓
108、传统剧目大多是三小戏，已有《张连卖布》等戏一百八十余出。而且，《涧水东流》、《一颗红心》已被拍摄成
二、山西戏曲有多少剧种
1、 *** 今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，经过2年时间， *** 现已完成对全国地方戏曲剧种的普查工作，目前普查数据已全部入库。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，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。在 *** 指导下，报经国家 *** 备案同意，由 *** 负责组织开展。
2、据介绍，本次普查的标准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。截止2015年8月31日，全国有348个剧种，其中分布区域在2个省区市以上（含）的剧种48个，分布区域仅限1个省区市的剧种300个。各省（区、市）现有剧种数量为：北京8个、天津5个、河北36个、山西38个、 *** 14个、辽宁6个、吉林8个、黑龙江5个、上海9个、江苏20个、浙江16个、安徽31个、福建23个、江西26个、山东28个、河南25个、湖北26个、湖南20个、广东16个、广西21个、海南3个、重庆6个、四川11个、贵州10个、云南18个、 *** 6个、陕西26个、甘肃13个、青海7个、宁夏7个、新疆6个、新疆生产建设 *** 2个。其中山西是全国拥有剧种最多的省份。山西剧种多，也与当时明清时期晋商的大力支持在非常大的关系。
3、全国参加本次普查的戏曲演出团体共有10278个，其中国办团体1524个、民营团体（含民间班社）8754个。348个剧种中，共241个剧种拥有国办团体，其中120个剧种仅有1个国办团体；共107个剧种无国办团体，仅有民营团体或民间班社，其中70个剧种仅有民间班社。
4、截止2017年6月30日，全国普查基础数据复核工作已完成，所有数据正式入库。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平台共收入表格111406份、 *** 46555张。
5、值得关注的是，此次普查共有17种剧种未收入《中国戏曲志》，但增补至本次普查名录之中。如曾经流行，后一度衰微，现重新恢复的剧种 *** 嗡；因地域及声腔音乐形态的差异，从原有剧种中分立而出，作为 *** 剧种的怀安软秧歌、弦子腔、沙东落子、扽腔等。与此同时，也有60个剧种曾收入《中国戏曲志》，但未收入本次普查名录。如在20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编纂《中国戏曲志》前便已消亡，却被收入戏曲志的剧种淮红戏、丁丁腔、天津曲艺剧、文明戏、南方歌剧、山东乱弹、朱春、清戏、昆弋、满族八角鼓戏、京腔等；无任何演出团体，无艺人或有个别艺人，且无传承、无演出活动的剧种小落子、碰板调、二呼噜、南词调、渔家乐、 *** 尔剧、吉安戏等。
6、由于本次普查的标准时间是2015年8月31日，从2015年8月31日到现在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情况可能又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对此，明文军指出，全国地方戏曲剧种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，今后， *** 还将不定期组织开展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，通过普查，全面、及时、准确的掌握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情况，实现文化行政部门对各地戏曲文化资源的动态化、科学化管理，更好促进戏曲艺术繁荣发展。
三、明清时期桐城的乡邦文献
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间，大规模的乡邦文献纂辑活动在桐城民间持续进行着，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。这些文献编纂活动多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架构之下没有得到 *** 的发掘和重视。笔者通过各类史料钩稽，现将所得桐城通邑 *** 乡邦文献编撰活动及成就择其要者按时代顺序辑录如下，以见明清桐城地方文献之盛。
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显，至明中叶学术大兴，其振兴风教、结社讲学、声名远扬的乡里 *** 先有何唐，继有方学渐。方学渐（1539—1615），字达卿，世称明善先生，尝主讲东林书院，为东林 *** 人所推重。一生著述颇多，除记录东林讲学的《东游纪》及经学著作《易蠡》《 *** 善绎》《心学宗》等外，还有这两部记录桐城地方先贤事迹的文献。《桐彝》三卷、续二卷，撰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，取桐城“忠孝义烈之行，凡耳目所及者，各为立传”（永瑢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十一），凡五十人，作传二十三篇；《迩训》二十卷，撰成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这部书专载桐城“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四十三），分门目为四十一类。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谓这两部书“虽所收录甚简，然吾邑正、嘉以前之文献，实赖是而仅存”（姚永朴《〈桐城耆旧言行录〉序》），故方学渐撰《桐彝》《迩训》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。
姚文燮（1627—16 *** ），字经三，号羹湖，清顺治十六年进士。姚文燮为桐城名宦，尝获赞“干才优裕，兼娴文雅”（马其昶《桐城耆旧传》卷七）。辑录《诗传》之始，姚文燮尚是一清贫书生，但他自认“情深桑梓”，此后数年间，他朝夕与事，勤搜博采，于前贤遗编，“虽断楮残秩，珍若珙璧”（姚文燮《莲园诗草序》），“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”（方孝标《龙眠诗传序》）。为尽可能减少疏漏，还一度发起征诗活动，希望能“阐幽攸重，勿令旧句久湮”（姚文燮《龙眠诗传征诗引》）。可能是受姚文燮对尽全龙眠明诗这一近乎苛刻的目标影响，《龙眠诗传》最终未能完整刊刻流传（潘江在《木厓集》卷二十一《雨中手录乡先辈诗还山以诗见赠次韵奉酬》中有“姚生《诗传》海内知，将梓忽辍吾滋疑”句，自注有云“姚经三有《龙眠诗传》之刻不果”；马其昶在《桐城耆旧传》卷七中亦称姚文燮辑《龙眠诗传》“搜采甚勤，犹自病其隘，未遽传书”），因而其规模、体例已不可预见。不过《诗传》之书稿基本编成当无疑义，与姚氏同时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标（1617—1697）曾为之撰序，称述有明一朝桐城诗人“专稿选稿行世者多，而汇而集之则自《龙眠诗传》始”（方孝标《龙眠诗传序》）。因此，《龙眠诗传》虽不曾刊布，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，其地位当可确立。
3.《龙眠诗选》，亦称《龙眠诗录》，钱澄之选辑
钱澄之（1612—1693），字饮光，晚号田间老人，与陈式（字质生）同为姚文燮《龙眠诗传》校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。在清初桐城诸诗家中，钱澄之是与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颇有交游且“相与论诗”（钱澄之《龙眠诗录引》）的 *** 人物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的一个冬夜，钱澄之与钱谦益在白门（今南京）长干寺僧舍讨论选诗之法（杨年丰《钱澄之年谱简编》），其间钱澄之盛称家乡桐城“称诗几百年，作者如林”，引发钱牧斋“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，吾乌乎得而选之”（《龙眠诗录引》）的慨叹。钱澄之遂发“檄诸 *** ，征辑前辈遗稿”之志，期望借此既弘扬乡邑诗学又补牧斋龙眠选诗乏善之憾。次年，钱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《龙眠诗传》诸稿之选，便与姚氏合作，互相校订。不过在选诗原则上，钱姚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，钱氏力主于严而姚氏坚主于宽。故钱澄之随后选择了在《诗传》的基础上，“录其尤者，得若干篇”（《龙眠诗录引》）而成《诗选》。不过可惜的是，钱氏因久在“旅困”，《诗选》同样未能授梓，故亦不见传本。不过钱氏“严选”龙眠诗的职志于此编清晰可见，两百年后徐璈在编《桐旧集》时称钱氏《诗选》亦为“总集佳本”（徐璈《桐旧集引》），当非虚言。
4.《龙眠风雅》，初定名为《龙眠明诗选》，潘 *** 辑
潘江（1619—1702），字蜀藻，号木厓，世称河墅先生，他是明清之际桐城诗派与文派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人物（章建文《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》）。潘氏著述多数已散佚，存世者主要有所著个人诗文合集《木厓集》及所辑通邑诗歌总集《龙眠风雅》等。《龙眠风雅》的搜集编纂自顺治末至康熙中历时三十余年，总九十二卷。其中初集六十四卷，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潘氏石经斋刻本；续集二十七卷附一卷，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自刻本。从流传情况来看，《龙眠风雅》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。
5.《龙眠古文》一集，李雅、何永绍辑
李雅，字士雅，号芥须。何永绍，字令远，号存斋。二人均为明末清初桐城诗古文创作群体的重要 *** ，有诗文集传世。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康熙年间合作编刻《龙眠古文》一集二十四卷，表章前哲。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，载文335篇，其中奏疏、论辨、书序、杂记、碑志、辞赋各体皆备。除康熙初刻本，另有道光十五年芸晖馆重刊本。李雅、何永绍与潘江为同时好友，马其昶尝赞“乡先辈诗文得不泯者，潘、李、何三先生力也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七）。潘江辑录《龙眠风雅》足见桐城诗风之盛，而《龙眠古文》的编选则反映了桐城文风之盛，李、何辑录该选时曾自言“家藏文集无虑千种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七）且多为明人作品，可以想见桐城文风浓郁，积淀已久。
王灼（1752—1819），字明甫，一字悔生，号晴园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举人，官祁门县训导、东流县教谕。王灼少居枞阳，亲受业于刘大櫆八年之久，深受其赏识，为文秉承桐城义法，为诗亦沉雄雅健，与金榜、程瑶田、张惠言等砥砺诗文。枞阳虽为桐城东南一乡，但桐城诗文大家却多出枞阳，更自钱澄之、刘大櫆而实开枞阳诗派（ *** 时期教育家孙闻园《题许永璋〈抗建新咏〉》，有“枞阳诗派海峰开”之誉）。因之，王灼尝致力于搜集桐城东南乡枞阳一隅先贤诗作，自清初钱澄之以下迄于嘉庆年间，得二十卷，定名《枞阳诗选》，惜未能刊行。后在张寅（字子畏）、马树华（字公实）等乡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。
7.《古桐乡诗选》，文汉光、戴钧衡辑
文汉光（1808—1859），字斗垣，号钟甫。少贫废学，习贾博微利以养，日坐街衢，“夜则篝灯读书”（方宗诚《柏堂师友言行记》卷一），以文闻于闾里，兼以诗才，刘声木称其“诗尤才调壮逸，气骨高骞，而以沉著出之”（刘声木《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》卷八）。戴钧衡（1814—1855），字存庄，号蓉洲。尝师事同里“姚门四杰”之一的方东树，二十余岁即自刻《蓉洲初稿》，时人“骇为异才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一），与曾国藩、吕贤基、罗淳衍、邵懿辰等人结交往还。文、戴二人年龄相仿，幼时共学，志同道合，尝于桐城县北孔城共建桐乡书院，又共辑《古桐乡诗选》。该选凡十二卷，所录人物与《枞阳诗选》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类似，主要选桐城北乡诗人177家，诗作1107首，依时代顺序编次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在同是桐城北乡人的王祜臣慷慨资助下刊刻成书（戴钧衡《王殿襄墓志铭》）。
8.《国朝桐城文录》，戴钧衡、方宗诚合辑
戴氏事迹见前揭《古桐乡诗选》。方宗诚（1818—1888），字存之，号柏堂，别号毛溪居士。师事同里许鼎及族兄方东树，专心治学作文。同治三年（18 *** ）入曾国藩幕府谋方略治文书，十年（1871）补河北枣强知县，光绪六年（1880）告归闭户著书。方氏文承桐城古文义法，兼治经史百家，其文名政声颇受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晚清要员的赞赏。所著多收入自编之《柏堂集前编》《次编》《续编》《后编》等。作为桐城派中兴时期的重要作家，戴、方诸人皆以继承桐城文统为己任，在潜心讲习著述之余，深感自李雅、何永绍《龙眠古文》之选以来，清初至嘉道间二百多年，桐城文士创作如林，惜“集无总名”（萧穆《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》），于是互相采访，得作者83家、文1300余篇、卷76，汇为《国朝桐城文录》。
姚觐阊，姚棻子，姚鼐族侄，字五祺（或曰五琦），号卿门，乾嘉间官兵部武库司郎中，工诗文，与嘉道间戏曲家谢堃等相交游，年五十八卒。据道光《桐城续修县志》及谢氏《春草堂诗话》的零星记载，姚觐阊生 *** 旷达，生平酷爱书籍，家藏多善本，且披览不倦，所著有《卿门诗稿》、《爱春轩诗草》等集，未付梓，稿多散佚不存，惟《写山楼诗存》二卷有本传世。其余个人诗作幸有《桐旧集》等收录保存十余篇，亦有为嘉庆己卯年（1819）刻桐城诗人小集《山城春词》所收者。其所编《桐城诗萃》三十二卷，当为桐城一邑之诗选，现仅存目，体例及刊刻情况均不得其详。
10.《桐山名媛诗钞》，吴希庸、方林昌编
吴希庸，字金圃，县诸生。方林昌，字复生，诸生，尝从马复震剿贼有功保训导，所著有《抱膝吟》。二人皆道、咸间人，合辑《桐山名媛诗钞》。该编是一部桐城闺阁诗人的专辑，凡十一卷，收录清初以来桐邑女 *** 诗人近百家。吴希庸自云“吾桐自昔多 *** 癖耽吟之士，而闺阁中亦往然……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”（吴希庸《〈桐山名媛诗钞〉序》），其人数之多、创作之繁为世所仅见。自《列朝诗集》收录方孟式、吴令仪的诗到《龙眠风雅》兼收闺秀诗人的作品，再到《桐山名媛诗钞》的结集汇纂，足见桐城文献之邦从来都不缺乏女 *** 诗歌创作的身影，亦可谓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别样景致。
徐璈（1779—1841），字六骧，号樗亭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、阳城知县，历主亳州、徽州书院，与同辈方东树、姚莹、光聪谐等相往还，“自少至老，纂述不辍，人服其精博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）。所著有《诗经广诂》三十卷、《牖景录》六卷、《历代河防类要》六卷、《黄山纪胜》四卷、《樗亭文集》四卷，皆刊行。晚年又选乡先辈诗为《桐旧集》四十二卷，“刊未半而阳城卒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），后续整理工作则由同里马树华及徐氏外甥苏惇元（字厚子）等接续戮力十载，于咸丰元年（1851）完成全秩的刊刻。《桐旧集》是继《龙眠风雅》之后规模更大的一部合邑诗歌总集。许结先生《〈桐旧集〉与桐城诗学》对该集有详尽深入的整理研究：该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，各姓诗人则依史编序，后二卷分录列女、方外；编辑体式上因人系诗，并附诗人小传，略述创作本事及相关评价。
马树华（1786—1853），字公实（一字君实），号篠湄，为马其昶伯祖。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副榜贡生，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。师事姚鼐，受古文法，“为文博稽典章 *** ，清雅有韵”（《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》卷四），颇传桐城古文要旨。一生撰著辑录极丰，“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旧闻，捃摭尤勤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一），曾据明季殉节诸臣传记、野史、私家别集录为《阐幽汇记》四卷，自著《可久处斋诗文集》十六卷等。对于桐城乡邦文献，马树华毕生最注心力、用功尤多。首先他助人校刊无算，先者接续校刻王灼《枞阳诗选》而成“定本”，继而直接参与编纂整理徐璈《桐旧集》并最终完成刊刻之务。此外他自编自刻的地方文献同样种类丰富，譬如自辑先世遗集为《马氏诗钞》七十卷、征考桐城科场掌故别为《桐城 *** 记》十卷、又编《太仆奏略》《族谱》《家传》等数十卷。最重要的是他还自辑了一部合邑文献《龙眠识略》十二卷，以补“邑志芜杂寡要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一）之缺。有清一代桐城两修县志，其中道光续修本在桐城学者文人看来并不尽如人意，志体芜杂，于前贤事迹亦多疏漏，故马树华、方宗诚等人多方搜罗，以期补正。方宗诚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《柏堂集》，尤赞马树华《龙眠识略》可“补桐城志书之遗而正其误”（方宗诚《重刊〈历阳典录〉叙》），并为之作传纪事。他称马树华“以邑志为文献所关，义例不正大无以成章，事迹不征实无以传信，因取前志稿，援古证今，纠讹订误，易义例而推广之，以存其实”（方宗诚《马公实传》）。从以上事迹皆可见马树华表彰先贤诗文的诚挚之心、保存乡邑文献的殷拳之意。
光聪谐（1781—1858），字律原，号栗园，晚号遂园。少时“家窭贫”，借书苦读，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进士，官至直隶布政使，后“引疾归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）。光聪谐早年师事姚鼐，文章学术皆得其传，并陆续结交同里才俊刘开、张聪咸、姚莹、徐璈等人，相与论学。中年辞官归里，专事藏书与著述，聚书三万余卷，所著传世颇多，有《稼墨轩诗文集》《有不为斋随笔》等数种。除此，光氏尤致力于乡先辈著述搜集整理，汇“百数十种为《龙眠丛书》”并自刊刻，“刊未竣”而咸丰兵起，按马其昶言实刻九十余种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）。该编汇辑宋元以来龙眠先贤遗著，编排上不以时代为序，选录尤以清代为重，如方苞《望溪奏议》二卷、姚鼐《惜抱轩书录》四卷、钱澄之《田间集》十卷等。此前桐城地方文献“隆替绝续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）者以总集、别集居多，而光氏《龙眠丛书》则首次以丛书形式“作为一县文献的结集”（胡适《致张秉钊》），尽其全备，呈现数百年间桐城文人著述创作之大观。
14.《国朝桐城文征》《国朝桐城文征约选》，萧穆纂辑
萧穆（1835—1905），字敬孚，起于耕读之家，却以一介寒儒“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、整理、校刊”（刘尚恒《一介寒儒出荒乡，满腹经纶名沪滨——记清末安徽文献学家萧穆》），最终成为晚清安徽藏书家、文献家的翘楚。虽然他在仕途上屡试不售，但因博综群籍、勤于问学，往来于南京、上海、武昌、开封等通都大邑，一生访学访书不辍，“相识遍天下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一），结交名流无数，其中既有乡贤故老如文汉光、马复震、方宗诚、徐宗亮、吴汝纶等，亦有时贤硕学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钱泰吉、汪士铎、莫友芝、黎庶昌、孙诒让、缪荃孙、岛田重礼等，交游切磋间学问愈加博洽精进。萧穆酷爱藏书，以微薄之俸禄积书至两万卷，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。同时萧氏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助人精心校刊书籍百余种，如《历朝诗约选》《孔子家语》《古文辞类纂》等。此外他自编自撰书稿不下四五百卷，如《敬孚类稿》十六卷、《杂抄》《日记》《尺牍》数部，更依广搜博采的桐城先辈遗著藏书着手编纂乡邦文献巨著《桐城文征》。萧穆自称在藏书、校书、著书的过程中“于故乡人文亦未尝不时时在心目间”（《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》），故其益加留意乡邦文献，甚至达到了“叩以前闻轶事，其所不知，未有能知者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十一）的境界。方宗诚称其“年少而文高，学博而识远”，为“桐城后起之英”（李濬《敬孚类稿序》），故其辑《桐城文录》未逮而屡遭兵燹，便郑重托业于他以臻完备。萧穆将藏书处命为“文征阁”，当是他编书之志的体现。随后他以《文录》所采83家为选录基础，竭三十余年心力，广加搜伐，又得70余家。复以李雅、何永绍《龙眠古文》所选明代人文仍有颇多遗漏，故广录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间作者230家，文4380余篇，共2 *** 卷，定名为《桐城文征》。《文征》的编选原则显然是“宽选”之法，按萧穆所言，即“凡有关于义理、经济、考证、词章，诸体纷出，分镳并驱，有一可凭，均为详载”，“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献”（《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》），故卷帙颇显浩繁。正因为此，以萧穆当时拮据的经济状况，《文征》的刊刻几乎很难实现。不过《文征》的编纂还是引起了萧穆当时交往文人圈的热情关注，在友人的督促和帮助下，萧穆决定以《文征》稿本为基础，以“ *** 雅正、文从字顺者为宗”，选录清初至同治间作者57家、文580余篇，共26卷，是为《国朝桐城文征约选》。萧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乡邦文献，竟汇成一总集、一选本，厥功至伟。
马其昶（1855—1930），字通伯，晚号抱润翁，马树华族侄。少承家学，师从戴钧衡、方东树、吴汝纶、张裕钊等多位名家，为文恪守桐城古文义法，被称为桐城派的“殿军”。曾主庐江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、师范学堂教习，宣统间充京师大学堂教习，后归里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，复任清史馆总纂等职。著有《周易费氏学》《庄子故》《抱润轩文集》等若干卷。受伯祖马树华热衷整理乡邦文献的影响，加之马氏为桐城望族、家藏典籍丰富，马其昶“少有志乡邦文献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卷首），立志编撰一部汇集桐城先哲事迹的史传著作。经二十余年的收罗散佚、拾掇补遗，既而删繁集萃、重编目次，撰成了《桐城耆旧传》这部“堪称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”（许结《从〈桐旧集〉到〈耆旧传〉》）。该著凡十二卷，以姓氏为纲，采用主传与附传相结合的形式辑录桐中59姓，主传123篇，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献成就。
[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（2013 SQRW045ZD）的阶段 *** 成果之一]
（作者单位：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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